2017美國稅制改革雖限制企業借貸利息扣抵，美企融資規模不降反升，市場資本供應與借貸需求才是決定負債水位的關鍵，凸顯政策調控侷限。

美國2017年實施《減稅與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 TCJA），將企業所得稅率從最高39%大幅降至21%，表面上為企業帶來重大利多，卻同步強化對債務利息扣抵的限制，規定企業僅能扣抵調整後所得的30%。政策制定者原欲藉此壓抑企業過度舉債，降低金融系統風險。然而，現實市場的資本供應與投資需求卻主導了企業負債的走向，使政策效果反而相當有限。

研究指出，美國大型企業特別依賴債務來支持成長與運作，舉債規模龐大。理論上，扣抵利息的幅度被縮減後，企業自有動機應該減少借貸，避免在經濟景氣逆轉時引爆預設潮，波及銀行及整體金融體系。然而，從2017年至2024年，美國企業整體融資規模從4.25兆美元持續升至6.5兆美元，明顯未受稅制調整影響。

深入分析背後原因，市場對債權資產的高度渴望成為負債膨脹的主因。銀行與非銀行型貸方「乾粉」充足，亟需將資本投入市場；大型資產管理機構不斷收購、打包發行抵押貸款債券（CLOs），推高對高額、分散風險的聯貸市場需求。這種資金的供給壓力遠超於政策激勵力道，使得即使利息扣抵政策趨嚴，貸方仍願意吸收大約36%-42%的新成本，以防資金閒置，繼續維持借貸數量的成長。

調查3,625件聯貸案發現，政策實施前後，風險較高但利息不可扣抵的企業，向貸方要求更低的利率。貸方為了維持貸款量與資本效率，普遍接受企業的議價，未強化借款條件約束，維持市場活絡。這種供需博弈導致整體負債水位未因稅制調整而下降，顯示單靠「削減貸款誘因」的政策，難撼動成熟的金融資本運作模式。

專家指出，若要有效降低系統性負債風險，政策不僅需再限制企業借貸，更應考慮設定對貸方或資本市場的管控。例如提升貸方的風險準備金要求、抑制金融機構過度槓桿，才能真正壓抑借貸規模。否則，資金供給方的積極態度始終會與企業借貸需求相互扶持，「政策想要讓企業減債，卻忽略了誰在背後推動資本流向。」

展望未來，美國企業負債問題仍是金融穩定與監管的核心挑戰。隨著全球資本流動性維持高檔，若未能同步管理資本供給與借貸動機，壓制企業負債規模恐怕仍是「治標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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