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勞動市場有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相同的人才在台灣領到的薪水僅約在香港或者新加坡的四分之一。

這通常發生在高階勞動市場，

例如高級研發人員或者中高階主管。

然而，有趣的永遠不是現象，

而是人們如何詮釋一個現象。

台灣老闆對此的解釋是「員工能創造多少產值就付多少薪水」，

換言之，台灣老闆並不認為是自己給太少，

而是員工本身無法幫他賺更多。

許多人否定這樣的說法，

認為員工的產值高於薪資，

真正的主因是台灣老闆對於薪水太過吝嗇、壓榨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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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兩種說法可能並存

員工甚至無須否定老闆的說法。

把台灣老闆的說法作為假設，

一個台灣員工在台灣公司可以創造出一百萬新台幣的價值，

在海外卻可以創造出四百萬新台幣的價值，

這表示兩家公司能夠發揮出員工的潛能不同。

換言之，這表示台灣企業主承認自身的管理能力顯然有段差異。

 

我始終認為，台灣產業轉型不可能成功的最大主因，

就是台灣民間企業主的管理實力普遍低落。

我並沒有想否定政府的角色與重要性，

政府絕對是因素之一，

但在台灣產業已經成熟到某種程度、人均GDP已經高達某種水準之後，

企業本身的能力才是國家是否能走向下一階段的關鍵。

 

就以台灣電子業來說吧，

過去聯電跟台積電曾能分庭抗禮，

如今台積電仍居於產業之首，

聯電卻早就失去產業重要地位，

這就是不同企業領導者的策略眼光跟執行能力之差異

所帶來的結果不是嗎？

再從世界各大一流企業來看，例如麥當勞、GOOGLE、LV、BENZ等，多

數皆不是依靠政府「規畫」才創立出偉大的事業，

但這些企業的存在卻實實在在地拉高一個國家的國際影響力與經濟水準。

就以許多台灣人最喜歡嘲諷的HTC來說吧，

2010年與2011年就貢獻台灣出口成長不少；

2012年與2013年台灣出口不振，也與HTC銷售失速相關。

 

台灣的現況，就像是平均80分的好學生

原本還能看著自己與前方的平均90分的一流學生群不斷拉近距離，

但隨著時間經過，這段距離不但沒有縮減，

反而還讓跑在後頭的人趕上。

在產業還不成熟的時候，國家策略的確會有很強的影響力，

但當產業逐漸成熟之後，

除非台灣願意接受政府採取南韓或者新加坡這種大破大立的手段，

否則政府唯一能幫上的忙就是盡可能不要阻礙企業發展。

然而，台灣人民在短、中期內顯然不可能允許政府大權在握，

唯一的可能就是讓企業自由發揮。

糟糕的是，像台灣這種以中小型企業為主的經濟體，

在民間企業的管理能力普遍不佳的情況下，

即使換掉一、兩個CEO也無法扭轉乾坤。

 

台灣人一向太過輕忽管理的重要性，

最主要的原因是：

台灣人始終擅長的就是管理傳統製造業的那套方式，

只是把人當作一種工具。在知識經濟的時代，

如何讓人發揮潛能、發揮創造力，

同時平衡創新可能對組織帶來的破壞力，

才是真正的管理難題。

國家的競爭力絕對與人的素質相關，

如果台灣諸多中、小企業家的管理能力始終停留在二十年前的水準，

那麼台灣產業始終停滯於此就是理所當然的結果。

 

 

 

說到底，台灣實行民主政治將近20年、

採取中小企業為主的自由經濟超過50年以上，

如果政府與企業都沒有效能，

結論只有一個：人民普遍素質沒有提升。

我們投票選出政府，我們考試成為公務員，

我們創業成為中小企業主，

我們購物成為消費者，

為什麼我們可以認為「政府」與「企業」的衰敗與我們無關？

諷刺的是，我們總抱怨政府與企業重視表面、重視短期結果，

但這種近利苟且的心態正是我們日常生活的習慣。

我們厭惡怠惰的官員、貪婪的奸商，

 

但事實上我們就是他們，

是我們鬆散的價值觀成就了他們的怠惰與貪婪。

 

我們自然可以替換不適任的管理者與執行者，

我們可以改革制度與法律，

但不見得能解決最本質的問題。

就像好學生可以把一流學生的讀書計畫貼在案前以表操課，

但如果對知識的熱情、對成就的渴望以及對自我的紀律完全不同，

即使能學得了型態，也學不得神韻，

結果自然天差地別。

以這個角度看來，台灣大談產業升級已經十年，

卻沒有打算讓自己的心態與社會價值觀也跟著改變，

最後必然徒勞無功。

更糟的是，台灣的價值體系從民主化之後就開始不斷崩解，

目前又還看不到重組的方向。

物質吞噬精神，人民卻毫不自省自覺，

這場災難才只是剛開始而已。

 

本文由 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 授權轉載，原文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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