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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Tarullo離職談聯準會的金融監理
Tarullo Left the Fed: Bank Supervision @ the Fed
Tarullo也許是聯準會史上最有影響力的(非主席)理事，百年歷史中(Fed於1915年成立)機遇與機緣使其促成美國金融監理再次變革；認識並加入歐巴馬的競選團隊、並在執政時處理正在進行的2008-9金融危機，隨後陶德法案(Dodd-Frank)中扮演舉足輕重的推手。
Tarullo於兩星期前4/5/2017離開聯準會理事會，並在前一天4/4/2017於普林斯頓大學公共政策學院任內最後一次公開演說，很巧的是聯準會是在威爾遜總統任內成立，而普林斯頓此學院以威爾遜冠名。Tarullo也在此演說中放出鬆綁金融、銀行監理的風向球(不得不?)。
Tarullo出身於波士頓近郊的工人家庭，從小因學業與聰明突破層層限制，謀得哈佛法學院助理教授一職；其時因美國學界左派右派爭競嚴重(1980年代)，Tarullo左傾的立場據聞是其未獲終身教職緣由、成為犧牲者。之後他成為艾德華甘迺迪參議員(麻州)助理、再進入民主黨柯林頓總統的政府工作，接著到喬治城大學(DC)法學院教書，其間研究國際銀行監理法規Basel 2，提出多項批評(出了本書!)。
歐巴馬在哈佛法學院就讀期間，是左傾的學生，對Tarullo幾年前離開的爭議，應不陌生；2005年左右兩者結識、2007年Tarullo加入歐巴馬競選團隊(而非他老東家柯林頓的夫人希拉蕊團隊)，成為財金核心幕僚。歐巴馬當選後，Tarullo或可成為財政部副部長、或白宮經濟委員會主任，但他卻選擇了擔任聯準會理事(而且還是7位之1!)；這卻是金融危機中當選的歐巴馬總統，託付金融監理改革重任、重建民間信心的最重要任命!
Tarullo一上任便大幅整頓聯準會的金融監理，例如提出一份報告、嚴詞譴責Atlanta Fed的疏失鬆弛，部門主管很快就退休離開；他也公開說，聯準會監理人員所犯的錯(且極其多)，我Tarullo不會為他們背書買單! 他的易怒、沒耐性，也使事情推展迅速(與樹立敵人)。就這樣隨著國會陶德法案的立法，Tarullo達成他的目標，還成為一位(人見人怕/厭/避)的『監理沙皇』(regulatory czar還是他4/4離職前演講的公開標題!)。
在聯準會兩大功能中，貨幣政策是保持央行獨立性(不受政治干擾)的理由、也是其成立的目的，金融監理則是日後(聯準會有時不甘不願、或餓鬼假不好意思)接下來的任務，葛林斯潘甚至很不喜歡去做監理(這也是金融危機後批評他的理由)；金融監理交付與聯準會的理由，常常是國會(與美國民眾)對聯準會較有信心，危機中就一件件地交給聯準會。尤其在1956年Bank Holding Company Act立法之後，聯準會成為銀行控股公司的唯一監管者、擁有定義銀行業務範圍的權力，聯準會的監管功能自此擴增，一直到2008金融危機之後Tarullo的種種功績。
Tarullo能成功擴展金融監管的原因有四個 (根據Conti-Brown, “The Power and Independence of Federal Reserve, 2016出版)，但只有一個是Tarullo自身可掌握；其餘皆是時勢所致(反例是Alan Blinder，葛林斯潘的短命副主席，回到普林斯頓任教)! 總統(歐巴馬)支持、聯準會主席(柏南克、葉倫)支持、政治情勢環境(金融危機)促成監理改革契機，而只有Tarullo自身的金融監理學養是他自己能掌握的；『監理沙皇』不是一人所能成!
4/4 Tarullo任內最後演講，提出兩個監理鬆綁意見(亦是時勢所為?)，一是將『質性(qualitative)』金融檢查部分回歸到聯準會各分行正常業務範圍(i.e. 廢除..)，一是讓小銀行可進行自營交易(不受伏爾克規則Volcker Rule限制)、並減低基金託管類型銀行(custodial banks, 如Bank of New York, State Street) 的資本適足要求。緊後又鬆，而川普主政下的聯準會監管會如何發展，拭目以待。
Anything Fed: Taipei 聯準會台北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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