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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屋頂農場:與其逃離城市,不如讓城市生活變得更健康、「有機」!

(圖/shutterstock)

 

文/安娜斯塔西亞‧普拉基斯

 

布魯克林農場是全球第一個,

也是最大的商業屋頂農場,

他們利用閒置的屋頂為社區生產健康蔬菜、

發揮生態效益,成為盈利的都市農業。

即使採用商業模式經營,

他們並沒有因此喪失當初的願景與使命,

就是以社會企業的精神,

提供社區居民美味的有機食物、

改變人們對食物的觀念,也讓整座城市更涼快。

布魯克林農場的共同創辦人,

都是生活在大都會的上班族,

有人曾是企業顧問、文字工作者,

也有披薩店老闆,因為對農業熱忱,

便毅然決然辭掉工作追尋夢想。

作者分享他們的成功經驗:

如何選擇創業夥伴、如何尋找資金、如何拓展事業,

以及如何在沒有違背自己核心價值之下,

發掘潛在可獲利的資源。

 

繼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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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溫工作兩年之後

於二○○八年提出辭呈

她跟聖約翰領出所有積蓄,

買一輛標準黑色富豪轎車,便開著上路。

他們在美國四處遊走,

先沿著東岸南下,接著轉向西邊,又折回開向華府,

最後穿過美國北方邊界,到了加拿大。

當年六月,他們抵達阿拉斯加的荷馬市,

葛溫在為死之華樂團(Grateful Dead)

製作酪梨三明治的嬉皮咖啡館擔任快餐廚師,

聖約翰則在捕大比目魚的漁船上工作和建造房屋。

最後永晝結束,黑暗重新降臨北方。

他們已經離開美國九個月,

累積的回憶可能超過大多數人一輩子。

當他們必須搬到其他地方重新找工作時,

發現走過這麼多地方之後

還是最愛布魯克林。

所以他們帶著身上僅有的現金,

與富豪轎車增加的一萬六千公里里程,回到美國東岸

 

 

他們知道即將面臨的困境

回家後很難找到工作....

當時是二○○八年秋天,他們開在美國的高速公路上,

知道即將面臨的困境:他們回家後很難找到工作。

離開一段時間之後,他們了解自己有多想念布魯克林

但已經很難回到原有的生活。他們不再每天離開公寓

到曼哈頓區舒適的辦公室工作,

現在他們沒有工作,必須靠打零工過活。

葛溫在朋友的外燴公司打工製作酪梨三明治。

有一天,朋友提到他管理的披薩屋需要人幫忙

而且答應教她拍餅技巧。

因此葛溫在一年內從年薪一萬五千美元和完整福利,

變成最低薪資的打工族,

在灼熱的烤箱前揮汗工作。

 

 

不過葛溫不後悔,她覺得更快樂

她發現站著用雙手工作更適合自己

不過葛溫不後悔,

她覺得更快樂、更滿足。她發現站著用雙手工作,

比整天坐在辦公桌更適合自己。

不過低階工作賺錢不多,

所以二○○九年葛溫和聖約翰回到布希維克,

想找有後院的房子可以種植食物。

但在紐約,尤其是在他們負擔得起的公寓,

所謂的後院通常只是一小塊圍著鐵鍊的土地。

他們租的公寓後院比較特別,

表面有一層人工草皮,

這是很大的優點,

因為他們掀開這層人工草皮時,

發現底下完全沒有雜草!不過他們往下挖時,

發現裡面有許多浴室磁磚、動物骨骼,

以及前任房客留下的怪東西:

一條連著粗大鐵鍊的狗項圈。

他們花了好幾天清除院子的廢物,

把土壤樣本送去檢驗,

土壤含有大量的鉛,但他們需要乾淨的泥土。

 

 

提到計畫建造一座農場後

聖約翰很有興趣

有一天,

我從羅貝塔披薩屋的農場規劃會議離開後碰到聖約翰

他正拿著一塊披薩。我在瓦薩學院時就認識他,

但和葛溫不算熟,他是一位不與人打招呼又怪怪的人。

我們聊了一下,我提到計畫建造一座農場。

我說正在找土壤,這時聖約翰的眼睛亮起來。

他在長島一處機構找到很棒的泥土,

但需要的數量不足最低訂購量。

我們說好透過電子郵件繼續聯絡。

聖約翰後來聯絡我時,也把葛溫一起拉進來。

葛溫到羅貝塔農場時,

她的反應就跟我們第一次走進這裡一樣,

融合快樂的困惑和審慎的讚賞。

 

後來,她還在這裡找到工作。

她已經厭倦騎車穿過布魯克林區去做披薩,

而且她認為可以在附近找拍餅皮的工作。

帕拉奇尼和赫伊也很中意她。

他們感到自己找到一塊璞玉、腳踏實地的員工,

以及擁有實際種植經驗的人。

我們建造農場時,沒人想過自己不懂如何種植作物

我們的成功充其量只能算是雜牌軍。

不過葛溫對植物很有一套,不單單只是把植物種活。

她和在家裡種菜一樣,不種低價值作物,

因為這類作物向批發商購買更便宜。

此外她還擬定種植時間表,

讓餐廳廚師知道某個時間會有什麼蔬果。

 

 

不到半年

羅貝塔農場產量已經不錯

她會幫我和志工列出週末農場的待辦事項清單,

不到半年,羅貝塔農場產量已經不錯,

克里斯和布蘭登把葛溫調離披薩屋,轉到農場工作。

他們還收購隔壁占地約一百七十坪的廢物堆置場,

需要有人把它從臭氣沖天的流浪貓藏身處,

變成充滿食物和歡樂的地方。

 

這個地方十分髒亂,葛溫深深吸一口氣,

埋頭處理繁重的清理工作。

清出來的垃圾、汽車零件、死老鼠、狗屎,

甚至貓的頭骨裝滿一輛垃圾車。

羅貝塔農場當時剛開業不久,預算很吃緊,

連栽植機都沒經費可買,更別談要清除整片柏油了。

因此當布蘭登告訴葛溫,同一條街的萊茵黃金啤酒廠

打算改成藝術工廠和活動場地,

她立刻去問酒廠經理,是否能到那裡取用需要的東西

協助他清除廢物。葛溫在那裡取得很多免費物資。

第二年,這座農場長出香草植物和果樹。

她取得的物資裝滿十五個又大又厚的魚箱,

每個魚箱三英尺高、三英尺寬、四英尺長,

能夠用堆高機抬起。

箱中裝滿土壤時,這點顯得格外重要。

 

 

種植箱設計成可以移動很重要

因為葛溫經常提醒大家,

農場生產的食物一定不足以應付餐廳需求,

如果農場可以兼具活動場地功能帶來更多收益。

因此必須讓農場更具吸引力,並且可以隨意調整配置

因應不同的需求。到現在葛溫依然因為這點而獲益

也經常鼓勵委託我們設計種植空間的餐廳思考:

城市農場的價值不只是提供農產品。

由於農場位於城市,因此必須適應都市稠密的人口。

這代表農場會被當成集會空間,

或在建造時發揮想像不到的功能。

這一點對我們公司的價值非凡。

 

當時葛溫和我只是很高興

能脫離在辦公桌的日子

但當時我們並不知道,

學到的事務會在五年後成為賴以為生的技能。

當時葛溫和我只是很高興,

能脫離在辦公桌上回覆電子郵件和寫備忘錄的日子。

我們很高興這麼做,而且還想做更多。

我們看出羅貝塔農場計畫的限制,

除了空間的限制,還有觀念的限制。

這個農場只是為服務餐廳而存在,

但無論這個農場多麼獨特或先進,

葛溫和我都對餐廳工作沒興趣。

葛溫利用晚上時間在社區成立食物合作社,

這個合作社目前仍在運作。我進行自己的計畫,

想為遭到大型農業公司控告的農民提供法律服務。

我們和羅貝塔的老闆一樣,希望達成可觀的進展,

而不只是當個大機器裡的小螺絲,朝目標牛步前進。

 

 

心裡想著:這座屋頂農場

對城市的健康生態將帶來正面影響

我們看到《紐約》雜誌關於弗蘭納和鷹街農場的報導時

心裡只有這樣的畫面:

一名腳踏實地的人達成可觀的進展。

這座屋頂農場對城市的健康生態帶來正面影響。

我們可以用磅來計算它為居民提供多少新鮮農產品

而且完全不消耗化石燃料。

我們甚至可算出有多少人

曾經造訪及見證農場種植的食物,

或是單純享受綠意盎然的空間。

 

此外,我們發現

弗蘭納和我們志同道合

他做的事跟羅貝塔相同,成果則完全出乎意料。

就實際層面而言,我們很想跟他聯絡,

討論種植作物的心得,哪種成效好、哪些不好。

我們很好奇他用哪些土壤改良劑讓農場更肥沃,

以及從哪裡取得種子。

我們還想認識這位成功在屋頂建立農場的人!

所以我寫電子郵件給他,

直到現在我們還不敢相信他回信了,

而且是馬上回覆

(農民在夏季通常不會整天盯著電子郵件信箱)。

不過他真的這麼做了,

不久我們就互相造訪對方的屋頂農場。

幾星期後,我們碰面的次數愈來愈頻繁。

剛開始碰面時談的是進行中的計畫,

也會順便借還工具,最後聊到是否要合買一批種子。

除了正在進行的計畫,

我們心裡都有個大計畫,

只是心中有些不確定的疑惑。

帕拉奇尼和赫伊在計算投入與收入是否有盈餘時,

他們詢問弗蘭納的財務狀況如何。

他表示,鷹街農場第一季的毛利

(不是淨利,是毛利)是一萬三千美元,

但他說,淡季時必須去當二廚,才能損益兩平。

很難說清楚,是什麼因素促使我們合作創業,

或許與華爾街騙術被掀開後的經濟形勢有關。

當然,我們不想因為金融業的貪婪而同仇敵愾,

而是想證明經濟還有其他替代方案。

我們已經失去理想,

不再相信善意和人性能抵擋金錢的力量。

那年秋天我們聚在一起喝咖啡,話題逐漸轉到數字。

我們問的不是城市農業

未來是否能滿足城市需求(我們知道不可能),

而是以環境管理和社區參與為宗旨的城市農業企業,

在財務上是否能永續經營。

我們沒有明講,但心中都排除無商不奸的想法。

 

 

更棒的是,我們每人

都非常適合從事城市農業

而且我們的個性剛好互補。帕拉奇尼喜歡實行計畫。

他像一條鯊魚,只有不斷向前才覺得舒服。

弗蘭納喜歡挑戰,

為屋頂農場撰寫業務計畫當然頗有挑戰。

葛溫最受不了坐在椅子上思考,

只要確定某個想法很好,她就想立刻採取行動。

赫伊為自己的信念努力時,

他爭取支持的能力比冠軍賽最後幾秒的吉祥物更強。

我們都認同自己的家鄉需要更多人從事農業,

但我們投入後發現,

城市農業計畫必須依靠補助才能維持是有原因的。

農耕這個行業不受注目,在紐約就沒什麼發展空間。

但我們也知道,一個人提倡這件事的力量有限。

我們相信,要證明計畫可行,

唯一的辦法就是讓計畫獲利。

共同的信念促使我們把閒聊中尚未成形的公司模式,

轉化成未來公司的腦力激盪。

 

 

二○○九年秋天我們

與弗蘭納成為共同創業的夥伴

許多人跟弗蘭納接觸,

想和他合作進行各種當地食物計畫,

但我們創業的共同目標隨時間而茁壯,

而且出現在世界各城市,

因此他考慮離開一手建立的屋頂農場,

與我們一起工作。況且他可以交棒給能幹的諾瓦克,

鷹街屋頂農場在她的主持下會蒸蒸日上。

然而弗蘭納、葛溫、我,

和羅貝塔披薩屋的朋友合作愈久,

愈發現我們有種特別的互動、多樣化的技能,

以及共同的志向。

我們好幾年後才體會到

這個團隊的互動有多麼特別,

又花更長時間才讓這個團隊成長到現在這個樣子。

就這樣,二○○九年秋天我們成為共同創業的夥伴。

 

本文節錄自:《我在紐約當農夫》一書

作者:安娜斯塔西亞.普拉基斯 | 出版社: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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